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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后，齐桓公经常同管仲商谈国家大事。
一次，齐桓公召见管仲，首先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：“你认为现在的国家可以安定下来吗?”管仲通过这个阶段的接触，深知齐桓公的政治抱负，但又没有互相谈论过，于是管仲就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如果你决心称霸诸侯，国家就可以安定富强，你如果要安于现状，国家就不能安定富强。”
齐桓公听后又问：“我现在还不敢说这样的大话，等将来见机行事吧!”管仲被齐桓公的诚恳所感动，他急忙向齐桓公表示：“君王免臣死罪，这是我的万幸。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，不为公子纠而死，就是为了富国家强社稷；如果不是这样，那臣就是贪生怕死，一心为升官发财了。”说完，管仲就想告退。
齐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所感动，便极力挽留，并表示决心以霸业为己任，希望管仲为之出力。
后来，齐桓公又问管仲，“我想使国家富强、社稷安定，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?”管仲回答说：“必须先得民心。”“怎样才能得民心呢?”齐桓公接着问。管仲回答说：“要得民心，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；国君能够爱惜百姓，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。”“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，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，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。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，混乱的国家常贫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这时齐桓公又问：“百姓已经富足安乐，兵甲不足又该怎么办呢?”管仲说：“兵在精不在多，兵的战斗力要强，士气必须旺盛。士气旺盛，这样的军队还怕训练不好吗?”齐桓公又问：“士兵训练好了，如果财力不足，又怎么办呢?”管仲回答说：“要开发山林、开发盐业、铁业，发展渔业，以此增加财源。发展商业，取天下物产，互相交易，从中收税。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。军队的开支难道不就可以解决吗?”
经过这番讨论，齐桓公心情兴奋，就问管仲：“兵强、民足、国富，就可以争霸天下了吧?”但管仲严肃地回答说：“不要急，还不可以。争霸天下是件大事，切不可轻举妄动。当前迫切的任务是百姓休养生息，让国家富强，社会安定，不然很难实现称霸目的。”
由于管仲系统地论述了治国称霸之道，使齐桓公的全部问题都迎刃而解，不久就拜管仲为相，主持政事，为表示对管仲的尊崇，称管仲为“仲父”。
管仲改革
管仲为齐相后，根据当时形势，对齐国进行了了一系列改革。
一、行政改革：“昔者，圣王之治天下也，参其国而伍其鄙，定民之居，成民之事，陵为之终，而慎用其六柄焉。
“定民之居”
所谓“叁其国”，把国都划分为21个乡：士居15乡（出兵打仗的军士之乡），工居3乡，商居3乡。15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。齐桓公自己管理5个乡，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5个乡。
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，制订三官制度，设立管理农、工、商的三个官：官吏有三宰，工业立三族，商业立三乡，川泽业立三虞，山林业立三衡。让他们分别管理商业、手工业、川泽、森林之事。
所谓“伍其鄙”，就是将鄙野（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）分为五属，设立五大夫管理。郊外三十家为一邑，每邑设一司官；十邑为一卒，每卒设一卒师；十卒为一乡，每乡设一乡师；三乡为一县，每县设一县师；十县为一属，每属设大夫。全国共有五属，设五大夫。每年初，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，督察其功过。
“成民之事”
管仲将百姓的职业分成士、农、工、商，并让这四种不同职业的人分开居住，《管子·小匡》也说：“士、农、工、商四民者，国之石民也，不可使杂处，杂处则其言哤，其事乱。”
正因如此，管仲要让他们的居住之所单纯化，士之子恒为士，工之子恒为工，商之子恒为商，农之子恒为农。他将四民分业分居并世袭，有助于同一行业的人互相交流，互通信息，让孩子自小就在固定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成长，较能心无旁骛以及利于技术和知识的稳定传递。
如若不然，不同职业的人杂处会互相影响，容易见异思迁，不认真从事本业将会影响生产并危及国家的发展。
所以，将人民严密组织并谨慎管理，使各自努力生产创造财富，是做好内政与治国的第一步。
二、军队改革：“作内政而寄军令”。
在国家稳定发展，日渐富裕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强兵。所以管仲建议齐桓公“正卒伍，修甲兵”，并且说：“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，则事可以隐令，可以寄政”，将军事组织隐藏依托在行政组织中，使二者相结合，一旦发生战事时，可以马上动员。
军队方面，管仲强调寓兵于农，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，每轨设一轨长；十轨为一里，每里设里有司；四里为一连，每连设一连长；十连为一乡，每乡设一乡良人，主管乡的军令。
战时组成军队，每户出一人，一轨五人，五人为一伍，由轨长带领；一里五十人，五十人为一小戍，由里有司带领；一连二百人，二百人为一卒，由连长带领；一乡二千人，二千人为一旅，由乡良人带领；五乡一万人，立一元帅，一万人为一军，由五乡元帅率领。齐桓公、国子、高于三人就是元帅。
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，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军队，于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。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意迁徙。人们之间团结居住，做到夜间作战，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是敌我；白天作战，只要看见容貌，大家就能认识。有这么一批生死一体的精锐部队，大大地增强了国防力量，正因如此，齐桓公才有能力向外拓展。
为了解决军队的武器，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。犯重罪，可用甲与车戟赎罪；犯轻罪，可以用值与车戟赎罪；犯小罪，可以用铜铁赎罪。管仲用此法来收集铠甲箭矢，将上等金属铸成剑戟，上战场杀敌；劣等金属制成农具，用之耕作，因此齐国兵器充裕。
三、经济改革
（一）“遂滋民，与无财”，他的办法乃是“轻重鱼盐之利，以赡贫穷”；或言“通轻重之权，徼山海之业”，以至“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”。
管仲反对向“树木”、“六畜”和人口抽税，而主张“唯官山海为可也”，“山海”就是铁和盐。这说明于管仲时，就已经实行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。
（二）管仲熟练的运用“轻重之术”，对外策划了“衡山之谋”、“阴里之谋”和“菁茅之谋”，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经典案例。
衡山之谋
衡山国盛产兵器，衡山利剑，天下无双。
某日，齐桓公问管子：“如何制服衡山国？”管仲其实早就在谋划征服衡山国，不过，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国，肯定要费一番功夫。管子想了想后回答：“君上让人向衡山国高价买入械器再卖出去，燕国一定会跟着买，秦国和赵国知道了一定会跟着买。”
于是，在欲起兵前一年，管仲就派人到衡山国高价收购兵器。十个月后，燕、代、秦等国都跟着到衡山国收购兵器，可谓天下争购。看到赚钱的情况，衡山国君告诉宰相：“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，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”。衡山国的百姓，便纷纷放弃农业转而打铁。
一年后，齐国派隰朋到赵国购买粮食，赵国粮价每石十五钱，齐国却按每石五十钱收购。包括衡山国在内的诸国都运粮卖给齐国。就在各国为发财欢呼的时候，齐国突然封闭关卡，停止收购粮食和衡山国兵器，断绝和衡山国的外交。这样各国也纷纷与其断交。
在夏收前，齐、鲁结盟对衡山国出兵。鲁国攻占衡山国的南部，齐国攻占衡山国的北部。此时，衡山国已经无粮可用，兵器也差不多卖光了，又不能在别国买到粮食，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战场上败的精光，只得举国降齐。
阴里之谋（即石壁谋）
话说葵丘会盟之后。齐桓公对管仲说：“咱们举办这么大一场盛会，花了不少钱，风头也出尽了，可怎样才能把这些虚名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利润呢？不然的话，寡人想去朝拜天子，会感觉费用不足，仲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？”
管仲说：“主公，某处有一片乱石岗，请下令招聘一批玉匠，把这些乱石头，按标准雕制成一块块的石壁，一尺长的定价一万钱，八寸的定价八千，七寸的定价七千，石珪定四千，石瑗定五百。”齐桓公听了，将信将疑，但还是都照他所说的做了。
石壁完成之日，管仲就来到洛阳，朝见天子。天子亲切地会见了这位霸主的仲父。当时，天子的弟弟姬带还在为分家的事和天子扯皮。管仲作为大诸侯国的宰相来到朝廷，是来为天子兄弟俩说和劝架的。
管仲说：“为了大王的尊严，我国君主打算率领诸侯们前来朝拜先王的宗庙，一者可以观摩学习周礼，二者也能为大王助威！乱臣贼子们见到这架势，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。”天子说：“好，那就叫诸侯们都来朝拜先王宗庙，这没问题。”管仲又说：“请大王发令，凡是来朝拜先王宗庙的诸侯，都必须带上彤弓和石璧，作为献给大王的贡礼，否则，不准入朝。”
所谓石壁，就是从那一堆乱石头里凿出来的，找到一个好项目，立马就值钱了。
天子说：“可以，这没问题。”便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。诸侯们一般很少有机会参观朝拜天子先王的宗庙，机会难得，一票难求呀。于是，天下的诸侯们都载着黄金、珠玉、粮食、彩绢和布帛，纷纷赶到齐国，争着抢着来购买门票——齐国产的石壁。就这样，齐国的石壁流通于天下，天下的财物流归于齐国。
菁茅之谋
桓公说：“周天子财用不足，凡下令向各国征收，都不得诸侯响应，解决这个问题有办法么？”
管仲很乐意为天子出主意，他看天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资源，只有楚国进贡来的不值钱的茅草，谓之‘青茅’，这是长江、淮河流域特产的一种三条脊梗直贯到根部的茅草。管仲先不让走漏风声，又请周天子的官吏，把青茅产地的四周封禁并看守起来，随后发令说：“天子准备去泰山祭天，只有这一次机会特许诸侯们陪同他一起去祭天，想去的人，快来报名呀。”
因为诸侯是没有资格祭天的，所以这次机会就格外的珍贵，大家都愿意去。管仲接着说：‘凡随天子去祭天的，都必须携带一捆菁茅，作为祭祀之用的垫席。没有菁茅的，不得随从前往。’
于是，天下的诸侯们便纷纷掏出黄金来，争先恐后地抢购。能够陪同天子出席这么大的盛会，黄金算什么，再贵也值！菁茅的价格顿时出现井喷，上涨了几十倍，一捆可以卖到百金。
所以，天下的黄金就象流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周天子仅仅在这三天时间卖茅草的钱，就已经相当于他七年所收的诸侯贡品了。
（三）管仲实行了粮食“准平”的政策：即“民有余则轻之，故人君敛之以轻；民不足则重之，故人君散之以重。凡轻重敛散之以时，则准平。……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”。
这种“准平”制，不但是一种平衡粮价的政策，也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，并且还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。这种经济政策，亦为经济层面的国君集权。
（四）管仲提出“相地而衰征”的土地税收政策。即按照土质好坏、产量高低，来确定赋税征收额。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，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。
（五）管仲面对当时“竭泽而渔”的经济开发，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资源，制定了“山泽各致其时”，是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。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,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、免遭破坏。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。
（六）管仲修订了齐太公姜尚的“九府圜法”（九府是周代掌管财币的机构，后泛指国库），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——“轻重九府”。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，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，名为“齐法化”或“节墨法化”，俗称“齐刀”。
（七）管仲还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。
（八）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：“德义未明于朝者，则不可加于尊位；功力未见于国者，则不可授以重禄；临事不信于民者，则不可使任大官。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，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，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,而不是虚假的、表面的政绩。
此外，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。国中“慈孝”、“聪慧”、“拳勇”出众者，由乡长推荐试用，称职的委任为吏，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，直至升为上卿助理。选贤任能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，扩大了人才来源，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。
从这些举措中，可以看出管仲期望通过社会组织的严密划分和分层管理，让人民能够安心地在土地上耕作、探望、养殖和生产。
在此，我们不得不佩服管仲的政治和经济思想，他充分把握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”的原则，切实做到了“四顺”——民恶忧劳，我佚乐之；民恶贫贱，我富贵之；民恶危坠，我存安之；民恶灭绝，我生育之。
管仲出身贫贱，做过商贾，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及变通的头脑，他知道“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”，所以不仅积极开发土地，让“田垦则粟多，粟多则国富”；也利用齐国的地理优势，“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，使关市几而不征，以为诸侯利。”
其实，齐国自立国之初就十分重视工商业，因此才逐渐发展成为大国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记载，姜太公到齐地时，其政策就是应和地方风俗，简化礼节，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，使人民多来归化，齐国终能能为大国。
管仲相齐后，亦“设轻重鱼盐之利，以赡贫穷，禄贤能，齐人皆悦”，全力发展工商业，实行“官山海”政策以增加国家收入，而使齐国渐渐富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