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
国民革命时期
毛泽东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，但还不是一个共产*员，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*的组织。早在一九一九年，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。一九二〇年，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、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，安排同中国*联系。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，几乎同一个时候，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，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*组织。
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*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，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。除了俄国以外，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*，也是除了俄国以外，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*队的共产*。
又是一个晚上，毛继续他的叙述：
“一九二一年五月，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*成立大会。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，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，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。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，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。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，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。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，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，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。
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，除了我以外，只有一个湖南人。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、包惠僧和周佛海。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。那年十月，共产*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。我是委员之一。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*组织。在上海，*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，张国焘[现在四方面*]，陈公博[现为国民*官员]，施存统[现为南京官员]，沈玄庐，李汉俊[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]，李达和李森[后被害]。在湖北的*员有董必武[现任保安共产**校校长]，许白昊和施洋。在陕西的*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。在北京是李大钊[后被害]、邓中夏、张国焘[现红**事委员会副主席]，罗章龙、刘仁静[现为托洛茨基派]和其他一些人。在广州是林伯渠[现任苏维埃*府财*人民委员]、彭湃[一九二七年被害]。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。
同时，在法国，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*，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。那里的*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。李立三和向警予。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，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。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。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*，只是时间稍后一些；*员有高语罕，朱德[现任红*总司令]和张申府[现任清华大学教授]。在莫斯科，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。在日本是周佛海。
到一九二二年五月，湖南*——我那时是书记——已经在矿工、铁路工人、市*职员、印刷工人和*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。那年冬天，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。那时共产*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，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。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，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。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，进行了多次的斗争。一九二二年冬天，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——*爱和庞人铨，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。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*爱，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，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，是反对我们的。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，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。无*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，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。但是我们同无*府主义者达成妥协，并且通过协商，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。
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。那年[一九二二年]冬天，第二次*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，我本想参加，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，又拽不到任何同志，结果没有能出席。我回到湖南，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。第二年春天，湖南发生多次罢工，要求增加工资，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。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。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，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。
一九二三年，共产*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：参加国民*，和它合作，建立反对北洋*阀的统一战线。我到上海去，在*中央委员会中工作。第二年[一九二四年]春天，我前往广州，出席国民*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三月，我回到上海，在共产*执行局工作的同时，兼任国民*上海执行部的委员。其他执行委员，有[后任南京*府行*院长的]汪精卫和胡汉民。我和他们共事，协调共产*和国民*的行动。那年夏天，*埔*官学校成立了。加伦担任该校顾问，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。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。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——我在上海生了病。但在湖南期间，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。
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，但是，在[一九二五年]‘五卅’惨案以后，以及在继之而起的*治活动的巨浪中，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。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，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。在几个月之内，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，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，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。赵恒惕派*队追捕我，于是我逃到广州。我到达那里的时候，正逢*埔学生打败云南*阀杨希闵和广西*阀刘震寰。广州市和国民*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。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，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*总司令，汪精卫任国民*府主席。
我在广州担任《*治周报》的主编，这是国民*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。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*右派时，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。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，为此目的，开办了一个讲习所，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，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。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*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。林祖涵那时是国民*农民部长，另一个共产*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。
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，在共产*内，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。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，一本是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，另一本是《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》。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，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*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*策和大力组织农民。陈独秀拒绝在*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。后来它在广州《农民月刊》和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上刊出了。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。大致在这个时候，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*策。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，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。
我继续在广州国民*内工作，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*变的时候。在国民*左右两派达成和解，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，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。同年五月国民*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。我在上海指导共产*农民部的工作，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。同时，在国共两*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，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。
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、醴陵、湘潭、衡山、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*治情况，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，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。第二年初春，我到达武汉的时候，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。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——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。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、方志敏等人和约克、沃伦两个俄国共产*员，会议通过了决议，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*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。但是，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。
*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，*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。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*变，在上海、南京开始袭击共产*，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*妥协退让。他不顾一切反对，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*策。对于当时*的*策，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*策，我非常不满意。我今天认为，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，把农民武装起来，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，那么，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。
但是，陈独秀强烈反对。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，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。结果，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，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*纲。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，甚至没有加以讨论。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，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。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，说‘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’为地主，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。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，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，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。然而，大会以后，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，我是第一任会长。
到一九二七年春天，尽管共产*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，而国民*也肯定感到惊慌，湖北、江西、福建，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。高级官员和*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，他们把农会称作‘痞子会’，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。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，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，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。
四月间，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，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。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。五月二十一日，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，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。不久以后，在武汉的国民*‘左’派，取消了它和共产*的协议，把共产*员从国民*和*府中‘开除’出去，而这个*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。
许多共产*领导人这时得到*的命令，要他们离开中国，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。我奉命前往四川，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，十天以后，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，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。这时，*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。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。不久之后，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，陈独秀也就垮台了。”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